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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这座位于珠江口西岸的美丽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丰富的旅游资源闻名于世。在这繁华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开麻”。本文将深入探讨澳门“开麻”的起源、现状及其对澳门社会的影响。
一、澳门“开麻”的起源
1. 概述
“开麻”是指澳门地区一种独特的赌博形式，源于明清时期。当时，澳门尚未成为中国领土，而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人为了筹集资金，便在澳门开设了赌场。后来，随着赌博的盛行，澳门逐渐形成了“开麻”这一独特的赌博文化。
2. 赌博的兴起
澳门赌博的兴起，与当地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澳门地处珠江口，交通便利，便于各地商贾、游客前来赌博。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实行海禁政策，限制了民间对外贸易，导致许多商人转而投身赌博行业。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二、澳门“开麻”的现状
1. 赌博业的蓬勃发展
如今，澳门已成为全球著名的赌城，拥有多家大型赌场。据统计，澳门每年的赌博收入超过500亿澳门元，占全球赌博市场的一半以上。这些赌场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成为澳门经济的重要支柱。
2. “开麻”的传承与发展
在澳门，赌博已成为一种文化传承。许多澳门居民以“开麻”为生，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技能。与此澳门政府也在努力规范赌博市场，确保赌博业的健康发展。
三、澳门“开麻”对澳门社会的影响
1. 经济影响
“开麻”为澳门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赌博业也导致澳门经济结构单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2. 社会影响
“开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澳门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赌博成瘾、家庭破裂、社会治安等问题在澳门屡见不鲜。为此，澳门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加强赌博业的监管，保障市民的身心健康。
澳门“开麻”作为一种独特的赌博文化，承载着澳门的历史与文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澳门应充分发挥“开麻”的经济效益，同时加强监管，确保赌博业的健康发展，为澳门市民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嘉庆十六年赐进士。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溢号文忠。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私塾。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次年初，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林则徐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埔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光绪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31日1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等著作。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有。
姓氏起源
1、出自妫姓
为战国时期齐襄王（田姓）后裔所改，以祖名为氏。据《后汉书·法雄传》载，齐襄王法章之后，本田氏，齐灭于秦，子孙不敢称田，故以法为氏。
齐湣王逃到宫城，被假意来相助的楚国人杀死了。齐太子田法章只好化装成平民逃到太史敫家当仆人，改姓为法，以避敌军。不久，齐国的田单打败燕，收复了齐国。法章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被拥为齐襄王。齐襄王的庶子后来便以他曾用过的法姓做为姓氏，称为法氏。
2、出自回族中有法姓
据《中国回族大辞典》载，法姓，回族姓氏之一。主要分布在江浙地区。
回族法氏的主要来源是先祖名字的汉化音译，出自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满苏尔(曼苏尔，Abu al-Ja‘far，公元707～775年)，“满苏尔”的汉义就是“胜利者”，他的本名为艾布·贾法尔，亦译为阿布·哲耳法尔。
3、源于契丹族
出自辽国时期官吏法物库，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法物库，是宋朝时期辽国政权设置的官位，隶属于南面朝官太常寺，主要职责就是掌管祭祀、乐器、车驾、卤簿等事务。
官位设置有法物库使、法物库副使，为正副行政长官。金国推翻了辽国政权之后，亦仿设有法物库，但隶属于尚书兵部，后又改属太常寺，法物库使官秩为从六品。属下除了有法物库副使以外，还增设了法物库直长。
4、源于官位
出自汉朝时期官吏法曹，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法曹，是汉朝时期设置的官位，专职负责掌管邮递驿传，属下有兵卒，兼管沿途治安与辑盗。
法曹、法曹参军、法掾等的后裔子孙中，皆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省称法氏，世代相传至今。
5、源于官位
出自宋朝时期官吏法酒库，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法酒库，是北宋王朝设置的一种官位，专有法酒署，隶属于光禄寺，其主要职能就是掌按法式配酿酒原料，监督酿酒工序，检查酿酒质量，以供王朝宫廷尊享、祭祀活动、赏赐之用，属于官家酒坊的行政长官，亦称“法酒库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法姓
起源于相互的长期接触，达到彼此理解和交流。比如：贸易等。有过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人，如果观察不同母语小孩之间从玩耍开始到交流自如的过程就会理解的。
古代有四夷馆，是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
古代的翻译是如何培养的？
商人贸易都是找些边境的汉人或受汉化的胡人来充当翻译,汉唐时期边境城市就是贸易市场,懂得各族语言的人大有人在
两国交战,多是由使臣(外交官)充当翻译,这些人常年出使国外,不仅了解外国语言,更重要的是了解地形,便于作战.还有就是找些胡人军官当翻译,比如安禄山打仗时就兼任翻译,有时和尚都会临时当回翻译,古代的和尚知识很渊博,因为佛经都是外文,所以精通多国语言是必修课.
宋朝时,翻译这一词就不大陌生了,因为常年对外作战,所以精通各族语言,乃至国外语言的人都比较多,特别是商人,宋朝海外贸易繁盛,翻译就尤为重要了.
近代外语是怎么传入我国的？
从外语传入说到同文馆
文/王学泰
排异反应大约是生物的特性，不仅在身体内部很难容忍外来的东西，身体之外也是这样。每当有了异于自己的事物出现在眼前，人的本能反应第一是惊讶，第二就是排斥。语言是最能表现人的体内外特征的，因此人们对于异于自己的语言尤其敏感。自周代起统治者就提倡“雅言”（当时以关中话为“雅言”）了，要求读《诗》《书》，典礼司仪都要用“雅言”，无形中这是对方言的排斥。《孟子》中提到说楚方言的人是“南蛮舌”之人。对于同属华夏的方言尚且如此，对于外国人说的外国话自然是不在眼下了。
一
然而很奇怪，东汉中叶以后当我们第一次较大规模与完全陌生的外国文——梵文、卢文——接触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更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歧视与排斥。甚至与常态相反，我们对懂得这些文字的人们还很钦佩、尊敬。在《维摩诘经注序》中描写西域和尚鸠摩罗什开坛讲经的丰采时“手执梵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鸠摩罗什一面翻译，一面讲经，僧俗听众，毕恭毕敬，表现出对精通佛理和谙熟梵文高僧的尊重。那时不仅把精通外语者请进来，而且还不辞辛苦地走出去，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历经瀚海大漠，西天取经，都是勇于向外学习的典范。为什么文人士大夫对这些外语外文没有抵触，反而羡慕精通梵文的人呢？这与佛教很快被国人接受，并在中土扎下根来有关；另外，当时华夏文化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文人士大夫胸怀宽广，对于异邦文化很有容纳量。
第二次陌生的大规模外国语传入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欧洲语言文字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语。这次的外语西来与那次“番语”截然不同，它是伴随着炮舰鸦片一起来的，因此国人一开始就对它充满恶感，称之为“蟹行文字”（英文等横排，如同螃蟹横行）。有文化的上层人士也由于文化的衰败腐朽，头脑冬烘，除了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无耻媚外以外，大多对于涉外的事情是持敌视态度的。同光年间，与外国互派使节。中国使节是代表皇帝出使外洋，一路也称“钦差”。途径州县都要按照钦差的规格迎送，各处州县官多鄙视。有的竟说：“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要找十几个随员，竟无有应者（皆见佚名《外交小史》）。这些在今人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到了咸丰年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进北京。洋鬼子登堂入室，你想闭着眼睛不理他不成了。此时语言交流自然成了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清官员中几乎没有会外语的，要找翻译也很难。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英国人占领的香港和已经开放通商口岸的城市如上海等地，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贸易的需要，一些商人懂得了外语。最初清政府的官员用他们作通事，能够解决一些日常的交流，但很难与外国人做深入的交谈，因为这些懂外语的商人知识面有限，所懂的外语一般也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如货物名称，价格多少之类，很难登大雅之堂。
为了了解“夷情”和外交的需要，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向朝廷上奏《请设上海学馆折》。提出了清政府应该建立培养外语人材的学馆，以便利与外国沟通。他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夥。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然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作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倭仁（当时的理学家）还上奏“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他说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御史张盛藻上奏也反对建学馆事。他说，天文算术之类的事情，应该由钦天监（掌管天文历算的衙门）去管，制造工作，应该由工部管（因为拟议筹办学馆除了学习西洋语言文字外，还要学西学，如数学物理之类），文儒近臣，不应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这种无知愚蠢的奏文竟然在北京官场中广为传诵，以为至论。可见当时北京的风气。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二十多年了，挨了那么多打，头脑也没有清醒过来。
写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清王朝历史责任问题，现在许多史学家在吹捧“我大清”，对康雍乾赞颂已经到了肉麻的程度；对于晚清则多以“卖国”二字轻轻了之。其实，有清一代，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误国。清朝历代皇帝最关注的还是如何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除了汉文化圈以外的世界是两眼一抹黑的，他们绝对不接受外界的新事物。从康熙起就失去了许多使国家富强的机会，失去了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机遇。鸦片战争以后，颟顸的清统治者又死抱住祖宗之法不放，不肯进步，连外语这个简单交际工具都不想去掌握，举国之大，有四亿人口，与外邦打交道却连一个合格的翻译都没有，简直是荒唐而又可耻。清政府在外交上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不可胜计。
二
政治现实的需要是迫切的，以教授外语和西学为主的官办学校同文馆终于在同治元年开张了。此年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学只招到了十名学生。从学生数看来很可怜，但它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和西学学院。
首先这个名字就很可笑，“同文馆”本来是宋代接待外国使节的招待所之一。因为它是接待高丽人，高丽与宋同属汉文化圈，高丽也使用汉字，高丽与大宋是属于“书同文”的，所以以此命名。清廷把教授自己子弟学外语的地方取了这样一个怪名字，是你去与西洋人“同文”，还是让西洋人与你“同文”呢？有人把“同文”解释作“通文”也很勉强。
同文馆在顽固派的反对声中开锣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招不到学生。现在学外语是个热门，外语学院与艺术院校是目前最有钱的高校，就是有千军万马在挤这两条道。那时弥漫社会的是科举崇拜，谁肯问津洋鬼子的东西呢？汉人的读书人家认为只有读儒书，写八股，考秀才、举人、最后中进士，当官，才是人生中的正途。正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所说，人生在世，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就是孔夫子活到今天也得如此，他老讲“言寡尤，行寡悔”，谁给他官做？这就是社会舆论，也是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同文馆最初只能在“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中遴选。即使是旗人也受到汉人科举至上风气的影响，旗人也不愿意去。怕把自己卖给洋鬼子。朝廷只好以物质刺激的办法，多给助学金（当时称作“膏火费”意为晚上点灯阅读的花费），每月三两白银（《儒林外史》中开篇讲的那位乡村塾师周进，一年薪金才十二两白银），读一两年后，可升至六两。学生学习成绩好，高班学生如能给低班学生辅导的话，还要给以报酬，最多可以拿到十五六两银子。这样一个学生一年可以拿到近二百两的银子。那时一个七品知县，正式的年薪才七十多两。至于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更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天天三顿宴席。甚至夜里听戏晚归，可叫厨子做夜宵，送到寝室来。就是这样来学习的学生仍自觉矮人一等。同文馆优秀学生张德彝后来做到驻英国、法国等国公使，官至三品，就这样，他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时，还对子弟说：“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可见当时洋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问题是教师多不合格。同文馆很少聘到真正的教师，当时中国人没有精通外语的，只能从来华洋人中选。这些洋人多是外国驻华公使或总税务司署负责的洋人推荐的。这些被推荐来教书的人流品复杂，大多没有教书经历。有的是西洋浪人，看上了每月三百两银子的薪金；有的是为了在同文馆中学中文的，边教边学，学好了也就走了。有的是推荐者的亲属，如夫人之类。这些人没有学问，对教学也不认真，很难培养出水平高的学生。有的学俄文的，学了六七年连字母表都背不下来。
当然，更成问题的是，主持同文馆者没有近代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了衙门，学生都是老爷。最初连学制都没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在招收学生方面，有了改进，招收的主要对象是年龄大，已通汉文，有了出身（指举人、进士之类的功名）的人。并建立了科目。分语言文字和科学两类。语言文字有英、法、德（当时成为“布文”，即布鲁士文）、东（日本）文；科学分算学、格致（物理）、化学、医学。光绪二十四年开办京师大学堂，科学各科并入大学堂。学生按照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实际水平，分为前馆、后馆。前馆即高年级，相当现在的专科；后馆为低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学制八年。
同文馆在当时腐败老朽的中国仿佛是怪物，受到人们的嫉视，最后在要扫荡一切洋鬼子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摧毁。1900年义和团在老佛爷的支持下开进北京，在各衙门设坛作法。同文馆的老师学生皆属于洋鬼子和二毛子，为团民镇压对象，早已逃之夭夭。大师兄在这里开坛办公。令人惊奇的是，大师兄下达训令和代天发布文告时用的印信，却是同文馆总教习的图章。图章上满是“蟹行文字”。团民们不认识，大师兄说：这是“天文”，你们不懂，是洪钧老祖赐给我的。这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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